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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探险家眼中的中国书法

概述:1900年,道士王圆箓打开了敦煌藏经洞,引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好奇的目光。1907年,斯坦因前来探险、淘宝。他所收购和骗得的文物不计其数,其中有壁画、经书、塑像。斯坦因把这些文物运到英国后,引起世界震惊,敦煌学随之形成,并成为世界性的显学。

1900年,道士王圆箓打开了敦煌藏经洞,引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好奇的目光。1907年,斯坦因前来探险、淘宝。他所收购和骗得的文物不计其数,其中有壁画、经书、塑像。斯坦因把这些文物运到英国后,引起世界震惊,敦煌学随之形成,并成为世界性的显学。

斯坦因的道德高下姑且不论,作为学者,他的眼光和识见属于一流,他的发现自然被载入史册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一直在寻求敦煌文献的历史意义,没有对经书的字迹进行研究,也就是说,斯坦因对中国书法没有判断的能力,或者说没有研究的兴趣。然而,藏经洞的打开,以及斯坦因、斯文·赫定、橘瑞超等人对楼兰古城简牍文书掠夺般的发现,意味着打开了中国书法家的另一双眼睛,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亲近魏晋人的墨迹。

敦煌经书和楼兰文书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浩瀚的书法世界。尽管我们对写经体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偏见,写经体毕竟是书法史不能忽视的存在。南齐书法家王僧虔对擅写经体的书法家有过中肯的评价,他说:“谢静,谢敷,并善写经,亦入能境。”

与敦煌经书相比,楼兰文书的书法价值更被文人看重。楼兰文书是当地行政机构和驻军官员的各种公文和私人手札,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难分伯仲。如西域长史李柏的《李柏文书》,它写于公元4世纪,作者李柏比王羲之的年龄还要大,所书手札是西域发现的唯一名列正史的名人手札。这通手札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于1909年2月在楼兰古城遗址发现的。此后,橘瑞超对《李柏文书》进行了考据和研究,首先厘清了手札的内容,进而考证收信人焉耆王是哪一任的焉耆王,写手札的地点“海头”现在何方。至于《李柏文书》的书法意义,橘瑞超没有涉及。

其实,《李柏文书》是魏晋时期纸本书法墨迹的代表,这些书法墨迹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,同时,对正确认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,以及建立中国书法艺术的类型学和年代学标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。只是这种价值,域外人无心认知,也没有能力认知。

有意思的是,20世纪初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,西方探险家涌入中国,许多珍贵的书法史料多半由他们发现。居延汉简也是其中之一。1930年,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——汉代居延边塞——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一万多枚汉简,考古界为之震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说:“居延汉简,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外,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库。从30年代起,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,成果丰厚,影响颇大,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范例!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,在额济纳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,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。”当时,学术界将贝格曼的发现与敦煌藏经洞的打开相提并论,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发现。随后,居延汉简的研究十分活跃。贝格曼当然是居延汉简的热心研究者,只是他在汉简中努力探索的是中国汉代的政治军事、地质地理、环境变化,唯独没有对居延汉简的书法做一点发言。在我们眼睛里,那张“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,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”该是多么重要,贝格曼却轻轻看过。结论亦如前述,贝格曼不懂书法,或不喜欢书法。居延汉简的大量发现开阔了中国书法家的视野,他们对简书的墨迹悉心研究,拓展了隶书创作的路径,丰富了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风格。现在,中国书法家取法汉简,甚至颠覆了传统隶书的审美标准。

西方探险家对中国书法的忽视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态度。古老的文字和古老的书写,他们着迷其间的是历史、文化、地理信息,对其审美意义无从理解,自然视而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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